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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的预防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注意饮食营养。主食可常食紫珠米、黑豆、赤豆、青豆、红菱、黑芝麻、核桃等；蔬菜类常食胡萝卜、菠菜、紫萝卜头、紫色包心菜、香菇、黑木耳等。动物类常食乌骨鸡、牛羊猪肝、甲鱼、深色肉质鱼类、海参等。水果类常食大枣、黑枣、柿子、桑椹、紫葡萄等。总之，凡具有深色（绿、红、黄、紫）的食物都含有自然界的植物体与阳光作用而形成的色素，可以补充人体的色素，对头发色泽的保健有益。另外注意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维生素等。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类油脂，少吃白糖，可以用蜂蜜或红糖少量代替。严重白发，要及时治疗，保持心情舒畅，不要过度紧张、劳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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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daily encounters


From the physics of interacting polymers to optimizing routes on the London Under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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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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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货币

编辑

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过渡社会，而不是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僚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乌托邦、不等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作者曼德尔通过分析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揭示了工人官僚集团产生的经济根源和制度根源，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

译者前言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于1992年由伦敦新左派书店出版。作者欧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是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生前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1939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反纳粹的斗争，曾两次被捕，被送到德国监禁。1946年以后，长期担任托派“第四国际”的领导人。

曼德尔著作宏富，能以法、德、英等多种文字写作，他的著作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不少重要作品先后译介到中国，包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有的著作还有不止一个中文本。

曼德尔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1999年，伦敦新左派书店再版了他的巨著《晚近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20世纪资本主义具体历史相结合的唯一系统的尝试。

曼德尔在苏东剧变后出版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从托派的立场出发，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该书共有五章，其中前三章论述了前苏联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成因；第四章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成长；第五章为生产者自治的社会作了新的申辩。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过渡社会，而不是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为什么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僚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乌托邦、不等于“通往奴役之路”？在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这些是通贯全书的几个主题。

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兴未艾。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域外思潮，我们译介了此书。对于书中的观点，相信大家会以辩证的态度来鉴别。

1. 关于前苏联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点

曼德尔在本书的“导论”中写道：“东欧官僚主义政权的覆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曼德尔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作为托派的主要理论家，长期以来，曼德尔在不同的著作中宣称：前苏联社会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权力与货币》中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曼德尔认为，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既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也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

与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过渡性质相适应，工人官僚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曼德尔认为，官僚集团的统治主要不是借助于掌握了货币财富，而是借助于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一点决定了它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财富的影响。曼德尔反对把官僚集团看做新阶级，认为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根据他的定义，“官僚集团是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其权力的历史基础是独立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和消失。

上述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和曼德尔一贯鼓吹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相互联系的。托派认为，1924年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集团突然放弃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转向是苏联官僚集团出现并攫取了权力的表征。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在列宁那里就可以见到端倪。譬如，在写于1923年的《论我国革命》中，针对那些强调“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论点，列宁质问道：持这种论点的人“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寻常的条件吗？”“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些话应该说体现了列宁主义的精髓。

曼德尔的上述理论观点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革命后官僚集团僭取了工人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承认苏联型的过渡社会也存在着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的可能性，他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譬如本书中写道：“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苏维埃国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工人国家，尽管是极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至于其非无产阶级的方面，一切与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联系的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一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

2. 马克思主义=“通往奴役之路”吗？

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攻讦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知识界迅速流行开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书一版再版。一些人误认为，哈耶克的理论是对苏东剧变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在此背景下，对《权力与货币》一书的译介，有助于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曼德尔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辟出相当篇幅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论战，为“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而声辩。

哈耶克认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发生了目的和手段的乖离，并把这一点作为批判社会主义的契机。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论争的并非后者想要实现的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的目标要为每个人确保经济自由，而手段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施中央计划经济。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区分了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与作为手段的社会主义，将后者归为所谓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危害了哈耶克所称的自由。因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牺牲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力。

哈耶克进而把自由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归结为平等，他写道：社会主义对自由的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这样一来，不仅社会主义的方法既错误又不可能，它的目标也成了问题；自由作为高于平等的价值，在自由主义那里才得到了确当的理解。在哈耶克看来，惟有自由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制度才是自由的保障。脱离这一制度谈论自由，只能使自由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不仅斯大林主义等于“通往奴役之路”，马克思主义由于乌托邦式地理解自由，在理论上也为此作了铺垫。

在此，我们不妨把哈耶克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鲍威尔作一个比较。关于哈耶克所说的目的和手段的乖离，鲍威尔也曾有过评论，他写道：“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在短期内毫不留情地打击享有特权者的种种反抗，使人人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彼此趋于均等。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罗斯国家最后的、最终的形式，将一直存在到国家完全‘消亡’为上。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将维持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在鲍威尔眼中，虽然专制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暂时不可避免，随着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成熟，对自由的渴望会引导工人作为成熟而富于个性的个人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在《权力与货币》中，曼德尔正是着眼于此，为他构想的新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必要的物质条件——丰裕和缩短工作日。

3. “另一个世界”是怎样可能的——丰裕和缩短工作日

曼德尔认为：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它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团结在一起的蓝领和白领的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以劳动者有能力在物质财富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将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前提。这不是凭空臆测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据实际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来加以回答的问题。”曼德尔承认：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刻，通过群众性的动员和劳动者自主活动的极大增长，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倾向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迄今为止，劳动者还不能够长时间地防止这种官僚化。

为了解释这个经验事实，曼德尔引用了《反杜林论》里的下述观点：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类似的思想还见诸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那里，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充分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把物质资料的丰裕看作扬弃劳动者的社会分工的条件，是《权力与货币》一书的核心观点之一。为了阐发这个观点，曼德尔进一步在方法论上厘清了丰裕概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经把“丰裕”规定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不太完善的规定常常引起各种误解和庸人的幻想。曼德尔就此写道：“‘丰裕’完全可以界定为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产品和服务这样一种体制。我们曾屡次指出，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它体现在斯大林有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讲话中。如果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不啻于一场噩梦。”

曼德尔在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基础上，论证了“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他认为：“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应予注意的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提供了压倒一切的证据：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划归这类范畴——这不仅对于百万富翁是如此，对大部分人口同样如此。”

资本主义一方面造就了物质生产的潜在丰裕，另一方面又使物质匮乏制度化；一方面群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又直接或间接地强迫他人生产以满足个别人的奢侈需要。可是，正如曼德尔指出的那样，“不可更新的地球资源所面临的威胁、人类文明和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威胁，意味着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不可能以无限制的方式增长。需求和消费的饱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人类的生存是绝对必须的。”

如果像曼德尔这样定义，丰裕的确不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有趣的是，对这一点，富于革新精神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曾予以承认。凯恩斯在30年代写道：“（人类的）需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管与我们同处的别人的情况怎样，这种需求总是存在的；还有一类是相对的，意思是说，只有当这种需求的满足，会使我们感到凌驾于同处的别人之上的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感到这种需求。上述第二类属于满足优越感的那种需求，也许的确是无止境、的确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为一般的水准有了提高时，这方面的需求也会跟着进一步提高。但关于绝对的需求，情况却不是这样，某一程度也许不久就可以达到，实现的时期也许比我们大家所预计的还要早些，当达到了这一点，需求有了在这一程度上的满足时，我们将改变意图，将以更多的活动专门用于非经济的目的上。”

在一个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贪婪和自利动机逐渐衰退的社会中，从事创造性活动和享有尽可能丰富的社会关系，将代替对于物质产品的需要而占据首要地位。曼德尔在本书中写道：“把弹钢琴、绘画、制作花瓶、运动、登山、做爱、漫步于公园或森林、赏鸟、饲养动物、与友人聊天、教育儿童、赡养老人、看护患者、著书立说之类当作消费至少是很不合适的。像这样‘真正具有人性的’实践的繁盛，恰恰需要减少用于物质产品及服务的获取和消费上的时间。实现这一点要以丰裕程度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前提。”

在凯恩斯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表面的相似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分歧。凯恩斯显然相信，实现丰裕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可以实现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定框架内；而在曼德尔看来，这种纯粹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实现丰裕的最大障碍，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水平，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期望，一俟人类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社会应当把经济问题交由经济专家来处理，就像患者找牙医就诊一样；而在曼德尔看来，资本家、官僚或专家治国论者对权力的垄断，应该让位于生产者的自治，群众应该掌握决定资源配置优先目标的决策权。“丰裕的制度前提是资本家阶级、官僚和国家的消亡。”

在曼德尔眼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以下标准：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有计划地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资源配置目标的优先次序必须经过民主程序、由多数裁定；迅速减少由市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官僚和国家机器的消亡；大大缩减工作日。大大缩减工作日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舍此其他一切将沦为空谈。曼德尔这样写道：“倘若每个人一天在工作上花费十小时（包括从家里到工作场所的往返时间）……他们就既无时间也不情愿再花上四小时出席会议或从事管理劳动。即便不考虑政党、政治家或冥顽的官僚有任何‘不良图谋’，自治也基本上流于形式或虚构。……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四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二十小时。”

苏东剧变后，处于困境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恢复生命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曼德尔赞同法国社会思想家高兹（A·Gorz）的意见，主张把缩短工作日，而不是增加实际工资，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主要斗争目标。曼德尔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推行半天工作日，其影响将比十月革命更为深远，全世界的雇佣劳动者也将为之无比振奋。

马克思是对缩短工作日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全面理论论证的仅有的经济学家。《资本论》里曾经提出，工作日的缩短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马克思继承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把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这个理论在他的经济学里起到了奇妙的作用。建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永恒递减，为经济世界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占地位的下降创造了可能性。即使不废除资本主义，单凭工作日的大大缩短，资本的统治就其范围和影响而言还是会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哈耶克所谈论的经济自由，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是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建立在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基础之上的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缩短工作日和丰裕将为创造性实践的繁盛、为扬弃劳动的社会分工奠立真正的社会经济基础。古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操持闲暇看作全部生活的目的。实施半天工作日，生产者在半天内把劳动交由他人支配，另一个半天便能“操持闲暇”。这种闲暇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生产者的自主活动也不为既定不变的形式所束缚，逐步接近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批判者。”个人潜能的更充分的发挥，自由而完整的个性在群众中的普及，会进一步决定社会按何种主导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伦理基础和经济基础有可能相伴而生，不再相互脱节。

工作日的大大缩短和基本必需品的丰裕一道，也曾被凯恩斯看作是“人类的经济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标志。有趣的是，在他看来，最适当的安排是一天工作三小时，这比曼德尔的设想还要短。自由意味着为每个人的存在确保一个自由的空间，而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大概是难于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而没有自由时间，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零。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乐意消弭双方的分歧——人类社会的变革会由此展现出巨大的前景和动力吗？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人物，原因在于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曼德尔集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他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著作，例如他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了系统的阐发，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的科学地位；他在《晚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著作中，运用理论、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发展规律和趋势作了探索性研究，对未来社会做出了预测。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赏。曼德尔的另一类著作是属于学术性和政治性兼备、甚至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著作，如《论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等等。曼德尔在这些著作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对“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总结和批判。由于作者具有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和对“现实社会主义”某些弊端的特殊政治敏感性，他的理论分析和批判的观点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坚持“世界革命”，坚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不可能性以及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托派立场，同时还由于他所进行的仍然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式研究，他的理论观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武断和失之偏颇，因此他的这些著作的科学价值受到极大限制。本书当属曼德尔的第二类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曼德尔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并对他本人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将有所裨益。

本书的导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由李民骐翻译的，孟捷翻译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并核问了全书。责任编辑徐元宫为译文的完善付出了许多劳动，特致谢忱。

孟捷　2001年9月谨识于人民大学青年公寓

4目录

印度崛起：神话与现实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023796
【原创】印度崛起：神话与现实 [ 晨枫 ] 于:2010-07-26 19:08:52 主题帖 

【本文涉及具体工厂信息，请勿转贴】

好些年来，西方媒体在不知疲倦地炒作印度主题。印度不仅在经济上崛起，印度的民主、法制、西方式的教育和在西方的人脉将保证印度崛起的可持续性。在新兴经济中，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俄罗斯和巴西的未知数远大于已知数，只有印度崛起才是世界和平、民主、大同的希望。但事实怎样呢？对印度经济作全面评估并下权威结论，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只能管中窥豹。恰好，眼下有这么一根管子，可以窥视印度之豹的一斑。

看过Slumdog Millionaire的人都对印度有一点印象，去过印度的人都说，电影没有夸张。 我们的同事20年前去过印度，现在再去，德里、孟买的市中心光鲜了，但贫民区依旧，“大街”上冲着来往车辆拉屎撒尿的男女老少依旧。但这些或许不能做算，那就看印度的工厂吧，尤其是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按照国际标准”新建成的化工厂。

印度IOCL（India Oil Corporation Limited）是印度最大的石油化工公司，这也是印度最大的商业性公司，尽管是国营的。IOCL在Furtune Global 500名列105，是所有印度公司中排名最高的。IOCL占印度石油和燃料市场47%，占印度炼油能力40%。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成功的印度巨无霸公司，是印度石化行业的航空母舰。IOCL计划从石油行业打出去，充分利用炼油能力，将炼油副产品升级为化工产品，打造石油化工产业链。这是世界上大部分石油公司通行的做法，也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IOCL在印度北方修建了一个大型石化基地，包括乙烯、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化工装置，其中聚乙烯部分是我们负责了。按照常规，我们公司提供技术，不是全盘承接设计，而是提交所谓“工程包”，包括主要设备计算、产品工艺、基本操作规范，IOCL指定工程承包商（EPC，全称为Engineering Purchasing Construction，统揽工程设计、设备和材料的选型和采购、施工），负责从具体设计一直到安装投运事宜。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工程包里指定反应器多大、精馏塔直径和用多少块塔板这些工艺设计，但具体到反应器安装在哪里，管线走向和长度、阀门和测量仪表的选型和安装位置、容器安装的地基和retention dyke（易燃液体容器一般坐落在一个“游泳池”里，万一发生严重泄漏，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燃烧，不至于蔓延得到处是火），还有就是楼梯、天桥、下水道、高架管线的框架，这些工程细节都是EPC负责的。IOCL作为印度最大的国营公司，把EPC交给印度最大的EPC公司EIL（Engineers India Limited），这很自然，同为印度国营，而且都是印度石油部的下属，肥水自然不流外人田。到这里，一切都是按常规行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后面问题就来了。

加方送交了所谓BEP（Basic Engineering Package，包括基本设计，主要工艺计算，heat and mass balance，rate table，equipment sizing，抱歉，好些专业术语就偷懒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标准说法是什么），然后就是到首次开车投运的时候派人指导。按照计划，两年前就应该完工，准备投运了，结果由于种种拖延，一直到今年上半年总算准备就绪，传话过来，你们派人过来吧，我们都准备好了。于是加方人马过去了。不多，不到10个人，从上游工序到下游工序到技术支援到项目总管，其中几个我很熟，这两天他们回来了，正好说起他们的印度之行。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有什么好吓一跳的呢？

投运之前，是设备校验调试和完工验收，俗称commission和turn over。设备调试包括局部试运行，校验则包括信号线路核查、逻辑保护校验。不是最后一个螺丝钉拧紧了就完事了。局部试运行好理解，信号线路核查包括每一个从现场通到DCS的仪表，包括断路检查、仪表量程检查，如果是控制阀，还要作阀门特性检查，包括在0%、50%、100%的目视核实。逻辑保护校验更加复杂，对所有的触发信号都要试一遍，看是不是保护动作按设计准确实现。完工验收不仅要检查设备的一般外表，还要确认所有在施工和调试期间临时跳过（称为impairment）的逻辑保护或者信号连线全部按照生产要求复位。这字签下去是要负责任的。不过老印的commission好像就是走一遍，“啊，这个我们知道了，会处理的”，“那个小菜一碟，随后就给你弄好”，于是这些都算作已经处理好了。至于随后是不是来处理？嘿嘿，嘿嘿。

按照协议，EIL负责EPC，一直到首次开工投运，之后移交IOCL管理日常运作。Commission是EIL负责，turn over由IOCL说了算，加方人马只是技术顾问，在首次开工投运期间监督指导，实际操作由ICOL的人负责。出于责任心，也为了熟悉情况，加方人马到现场巡查。但看到的情况倒吃N口冷气，一直抽到咳嗽呛住喘不过气来。

这个聚乙烯工艺按照化工标准来说是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按说施工应该谨慎仔细才对。但不知道印度是缺乏螺栓还是漫不经心，或者是随时准备拆开设备抢修容易点，大部分法兰只上了一半螺栓；高空的架空天桥栏杆只在两端漫不经心地拧上两个螺栓，其他地方摇摇晃晃根本没有生根；楼梯台阶龇牙咧嘴根本对不齐，脚下不留神就要踩空或者绊倒。主要过程设备的安装也是一样，七歪八扭，而且设备安装位置根本不考虑维修的便利，需要拆开大修或者清理的话，根本没有地方展开，吊车也开不进来，但这已经不是安装的问题，而是具体工程设计的问题了。

更糟糕的是，信号和逻辑检查要么就是根本没做，要么就是漫不经心。不少测量仪表和阀门根本和DCS上的显示对不起来，说是反应器里230度，天知道到底是在读的什么地方，或许是精馏塔的压力也不一定。说是出料阀打开到75%，实际上信号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阀门像大象屁股，稳坐泰山。逻辑保护更加糟糕，按照设计要求，切片机的螺杆和转盘切刀是连锁的，如果转盘切刀没有开动，或者刀盘和切面距离超过一定数值，或者激冷水流量达不到一定数值，螺杆不能推进，否则熔融的聚乙烯就从刀盘和切面之间的间隙里流出来，然后冷却凝固得到处都是，这就麻烦大了。但这样基本这样重要的逻辑保护竟然没有工作，首次试车的时候，整整6分钟，熔融的聚乙烯就这样像速凝胶一样蔓延出来，把崭新的切片机和厂房弄得一片狼藉，直到加方人员发现异常叫停。然后呢？这就是印度人力便宜的好处了，厂门外就是大片贫民区，叫来不知道多少印度妇女（设备尽管是钢铁的，厂房尽管是混凝土的，但还是要小心，不能刮啊凿啊弄坏了设备和厂房，大概是因为女人比较细心，所以叫她们？），头上顶着一盆一盆割下来的凝固聚乙烯倒出去，直到下次……

由于这是异常停车，在高温高压下溶解在熔融态聚乙烯里的溶剂和其他易挥发碳氢化合物这时都析出了，在凝固聚乙烯内部形成气泡。在表面的就挥发到空气里，在深层的就要到切割到那里才跑出来。催化剂也没有来得及失活（deactivate），可催化剂里有遇到空气自燃的成分，在正常情况下，这都是封闭在设备和管路里的绝氧环境，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可就来了。怎么办呢？没有什么靠谱的安全措施和通风，只是人手发一个灭火器，然后就自求多福吧。一天十几次几十次大小火情是常事，完事后大家一个high five，哥们，咱们都熟能生巧啦，哈哈哈。这样的安全措施在加拿大是要被告上法庭的，加方人员都不敢到现场，反正他们只是顾问，这时候就只问不顾吧。

在短短的试运行期间，由于经常出现超压，压力保护阀（pressure relief valve，PRV，或者pressure safety valve，PSV，两者严格来说有点区别，但咱们这里就不抠字眼了）经常跳起来。PRV或者PSV一旦跳起来，生产就必须停下来，查明原因，解决问题，然后PRV或者PSV复位，然后才能继续。但老印们胆大心……粗，竟然把好些PRV和PSV锁住，这样就跳不起来了，省事，反正设计有很大的保险系数……这就和高压锅一样，把保险阀堵死，高压锅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见得就会爆炸，但一旦爆炸起来，嘿嘿……这种投机取巧是要出人命的。难怪Union Carbide对博帕尔的事情一直不认账，现在我倒有点同情他们了，谁知道当年厂里的老印是怎么伺候他们的设备的。水力输送切粒的设备有blow door，意思和PRV差不多，万一压力太高，就把像船舱门一样的设备盖板爆开泄压，但这盖板老是爆开，所以老印就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倒是因陋就简！

IOCL的操作工也很特别，全是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一点好像中国很多大型引进企业也有类似的做法。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好的做法，问题太多了。表面上，大学生知识多，起点高，大学生操作工集操作工和工程师为一体，集日常操作和工艺优化和改进为一体，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这里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操作工和工程师的思路是不同的。这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两种环境需要两种不同的思维。工程师着眼于从设计层面作长远的改进，从历史数据和当前异常出发作深层分析；操作工着眼于从日常操作出发，维持稳定高效的运行和发现异常（trouble shooting）。比如说，反应器壁上一溜5个温度计，上面两个和下面两个读数正常，中间这个读数偏高，工程师的思路一般是：反应器里的混合出现异常，所以形成反应器热点，需要改变反应条件，控制热点问题。操作工的思路一般是：上下四个温度都显示正常，中间这个温度先查一下走向趋势，如果就是在近期突然爬高，十有八九是温度计出毛病了，叫仪表工来修，如果是一直就高？那就不应该今天才看见，一般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另外，工程师和操作工的素质要求也不一样。工程师的长处在于深度分析，从混沌不清和不完全的表象抓出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操作工的长处在于对整个工况的全面掌握，并对异常现象及时准确地处置。工程师对于专题知识比较深入，操作工则对“管区”里不分专业的所有事情都要烂熟于胸。工程师好比专著，操作工好比百科全书。工程师可以用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对一个问题深入研究，操作工对于眼前发生的异常如果不能在下面30秒内正确处置，工厂就可能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发生人员伤亡和环境灾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能。大学生操作工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发现异常先想书里是怎么说的，把看到的一切都当作精确表象，然后钻牛角尖，而对仪表故障、设备故障、管路堵塞、天气影响这些“常识”性的非理想东西漠然不知，也想不到，“DCS显示那是xxx度呀？”

事实上，大学毕业生当操作工常常是档次思想在作怪，书读得多就是高档，高档肯定优于低档，而全然不顾实际需要和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如果不是用这些青涩而又自以为know it all的新科大学生，而是从现有工厂找有一定经验的操作工，效果会好很多。他们有一般化工厂操作的基本经验，有从别的地方带来的好习惯，让工程师专注于他们擅长的长线改进，这才是正道。

加方除了一两个工程师外，其他都是有经验的老工人。其实有的也不老，40出头而已。他们只有高中或者最多community college的教育程度，但实际经验丰富。他们刚到的时候，IOCL的大学生操作工们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提出的建议很多也显得土气或者多此一举，直到这些精英们出了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档次观念通常也和等级观念伴生。这些大学生操作工并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对工头有合理建议不敢提，对不合理指令不敢抗争，只会唯唯诺诺。有一次加方人员发现严重异常，叫印度操作工赶紧拉闸（当然不是真的拉闸，是按紧急全线停车的按钮），那小印支吾了半天，说是要请示了才敢，但当时情况根本没有时间请示，结果被加方人员“逼着”拉了闸，然后就嘟嘟囔囔了一天：“我完了，我要被开除了”。加方人员只有口瞪目呆，“你救了工厂，要不得停工一个月，怎么完了呢？这本来就是你的现场处置职责啊！”还好，他后来没事，送了一大口气。也不应该有事，但这说明了印度的工业文化：该放权的不放，大学生操作工业只是机械的“按钮工”。说道工头，这工头其实是老大学生操作工，其实也是加方二十年前在另一个同类化工厂“教”出来的徒弟，同一个“师傅”这次也去了。二十年前和现在重复引进，这在中国会不会被精英“真相党”提溜出来批判？顺便再说一句，这基本技术是50年代末开始开发的，70年代基本完善，现在的第二代技术已经大变样，本来以为印度会引进第二代技术，结果还是引进了20年前已经引进过的第一代技术，所有人都大惑不解，但这是题外话了。

倒也不是说这些大学生操作工都是无能之辈，有一些很聪明，也好学，但依然由于不正常的工业文化，有了自己的想法，反而要通过加方人员转达上峰，自己不敢。还有就是，这些大学生操作工身兼工程师，但工程师应有的数据分析、方案评估、参数调整这些本分事，反而没人做。谁都有份，谁都“能做”，谁都不做。工头更应该做，经验也多一点，但他还要管日常运作，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个。

自动化程度再高的化工厂，也有控制室操作工和现场操作工，有的马达、阀门太重要，不敢用DCS远程控制，要现场操作工确认情况后，在现场启动，或者在现场拨动“容许”开关后，DCS才能启动。但现场操作工最大的职责是做控制室操作工的耳目和手脚，很多东西要现场亲自看了才能确认。比如说，控制阀的阀杆粘滞，动作不利索，DCS上不容易看出来，现场观察个几分钟就看出来了；冬天仪表冻住了，现场也能看出来；管路泄漏，手动转换阀（好比铁路上调度的道岔）弄错了，往复式压缩机活塞行程的调节，设备震动确认，异常噪声、气味，这些都要在现场做。但老印似乎控制室和现场的人不大交流，看到DCS数据对不起来，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来叫现场的人实地看一看，看看是否能看见异常。

说到现场，他们也有他们的苦恼。化工厂用无线电对讲机是常规，但据说印度的无线电频率管制异常严格，大概是怕频率落到坏人手里，被用作恐怖活动？结果是，大家共用一个频道，你说话，我就只能等着，效率严重低下。还有就是几乎工会式的分工。加方人员建议查看一个什么东西，就在眼皮底下，但老印会不辞辛劳从老远调一个“有关人员”过来，其实就两步路的事情，就是自己不去或者不肯查，不知道是不是怕掉价。但要是真从老远调一个人过来，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来了。平时需要2-3分钟的事情，现在都学乖了，要提前量至少40分钟，那这事情真的“按时”做了还有点可能，要是临时指派人，那就只有自己上吊了。

更大的问题是EIL。不知道他们是缺乏经验，还是偷工减料，压缩空气管线是气动阀门的生命线，大阀门就要用粗气管，否则传输滞后严重，阀门动作迟缓。但老印硬是该用3/4英寸或者1/2英寸管的地方用1/4英寸管，结果紧急截止阀要4分钟才能关闭，这要是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可是如何是好？法兰用印度产的密封垫圈，这东西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但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结果印度垫圈一下子就漏了。EIL的人也绝，高压管线漏了不怕，用铜条砸进去，像二战潜艇在水下挨了深水炸弹后管线或者艇体漏水时那样。问题是，这方法管用是管用，但潜艇是在水下逃生时临时这么干，只要能听到基地就是胜利，可以大修的时候按照更加永久性的方法修复。可这不是那样的紧急抢修，这东西是要百年大计的，这就算完了？

由于设计和commission根本做得一团糟，工厂勉强试运行后到处跑冒滴漏，设备卡死，根本离能够安全生产还差得远。现在工厂开工投运做不下去了，只有全面重新commission才可以。但EIL在投标的时候低报了了至少6000万美元，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在自己贴钱干活，所以急于脱身。IOCL不肯接受这样一个烂摊子，逼着EIL完成commission。两家打官司，但这真是左手和右手打架，印度石油部夹在中间，哪边都不好帮，但两边都不能不帮。知道什么是双输吗？这就是。

即使EIL把commission做完了，IOCL的日常维修也没有着落。不知道IOCL当官的是不是美国MBA出身，想学时髦，把日常维修外包出去。本来打算是EIL把commission做完，正常开工起来，然后找一个维修承包商，以后出问题就有地方可推了。现在EIL做得这样一团糟，自然没有人傻到自动吞下这一摊烂屎。IOCL现在就处在commission停顿下来，以后维修也没有着落的地步。这工厂即使哪天转起来了，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至于加方人马？他们在印度这3个月，成天陷于扯皮和烂事，正经开车试运行的事情反而没有做多少，但时间和人数在那里，到时候一交帐单，比印方预算超出一倍，只好把他们打发回家。这些家伙巴不得呢，下一次再要他们回去都难。

同事知道我是干自控的，没忘了给我说说他们自控水平的事。全部是简单回路，连串级都少有，而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在我们这里根本是不动脑筋的举手之劳，且不说DMC、神经元这些“先进”东东，前馈、比例、分程、超驰、解耦、预估、非线性增益、非线性校正、IMC、阀位，这些都玩熟了，到了那里就成了天大的挑战。警报管理根本没有，大事小事一分钟几百个警报信息蜂拥而过，操作工根本不可能做任何反应，完全凭本能（他们连经验都没有）做反应，还常常是错的。这倒不能完全怪他们，要是你对开飞机的体验也就是在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上滚过，把你放到真波音747的驾驶舱里，飞行中突然间500个红灯绿灯一起狂闪，各种警笛此起彼伏，你怎么反应？切片机的马达和螺杆之间有变速齿轮，操作工需要知道的是螺杆转速，但DCS显示的是马达转速，操作工只好自己用计算器乘除齿轮变速比。这样的计算在DCS上做不消5分钟，以后操作工就可以方便地直接看到螺杆转速了。这种简单的东西我们抓一个coop大学生就做掉了，但IOCL就是没人做，根本没有自控工程师！EIL只想快点交差，IOCL自己又庙里无人，这样的自控水平，要是把我抓去堵机枪眼，我就直接把脑袋塞进去了，免得受那个罪。印度搞自控理论的水平不差，IIT的文章一堆一堆的，但说道理论和实践脱节，这恐怕算一个极致了。注意：这不是乡镇小作坊，这是国家级的明星级超级企业！

他们设备试运转到一半卡壳了，我们的人就问他们，你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你们的操作规程，说不定能看出点问题。操作规程？什么操作规程？我们几个琢磨琢磨就这么干了啊！于是我们的人立马就晕厥过去了。这好像给人家讲解微分，dy/dx如何如何，结果人家冷不防问你，我会算3/2啊，这dy等于几，dx等于几啊？除一除不就出来了吗？你是该哭还是该笑？

工厂投产严重拖延，预算严重超支，这么多返工的活儿这钱都不知道从哪里出，正常备件更是没有着落。现在有点理解LCA和阿琼坦克怎么那么艰难了。

问这些印度回来的人一个问题：印度作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前景他们怎么看？他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们不担心，我们的孩子这一辈子也不用担心，再以后的事情嘛，现在就不顾上啦。

中国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问题

http://www.cchere.com/article/247692
http://www.cchere.com/article/1880462

【原创】中国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业问题 [ 高士奇 ] 于:2004-09-10 11:10:27 主题帖 

看到关于民工荒的讨论，不才想到了这三大问题。当然，以不才之微末功夫不可能把这三个问题折腾清楚，这里只想将一孔之见说给诸位听听。

不才先算一笔帐，过程有点长，诸位少安毋躁。中国目前的gdp大约1.5万亿美元。其中农业比重也就15%，粮食产业比重更低，所以农业生产总值不到2500亿美元。乐观估计农业增长速度每年4%，那么到2030年农业总产值不超过7000亿美元。到时候中国人口十四五亿，假如农业人口占50%，至少有7亿农业人口。那么到时候农民的人均gdp不超过1000美元。为了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城乡差距就算3倍吧（不才说这个数字已经会有人扔搬砖了），那么城市人均gdp不会超过3000美元，全国人均gdp不超过2000美元。现在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100美元，如果这本帐成立的话，中国经济发展了25年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能翻番。这个发展速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讲似乎太慢了一点，到时候恐怕不但我们不能明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连印度这样原本比我们穷一些的国家也要超过我们了。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不才以为关键在于这本帐里假设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了。但是现在农业人口比例更高，而且由于计划生育在农村远不如城市推行的顺利，农业人口绝对数量不容易降下来。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大力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人口工业化（或者服务业化，呵呵）。可广大农民兄弟干吗要工业化呢，除非工业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注意，必须“明显”高于，因为很多农民兄弟习惯了农业生产方式（要是我生在农民家里，也会习惯农业生产，对工厂里的机器没多少好感），而且他们投身工业还需要付出很多实际成本（例如路费），以及冒较大风险（谁知道会不会挨坑）。但是工业劳动力收入的绝对水平不能太高，否则中国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竞争优势仍然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低廉，20年后可能有所改观。既然工业收入绝对水平要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农民兄弟进城进工厂的动力哪里来呢？只有农业收入水平更低，也就是保持一定的城乡差距。不才真是无能，推来推去竟然得出这么个对农民兄弟不利的结论，该打！

然而事实的确是残酷的。我们国家外临强敌，美国、日本巴不得中国落后挨打，成为他们盘中之餐；东南亚的邻居们也不安分，一个个觊觎着中国这块肥肉；还有台湾之“独立分子”蠢蠢欲动。我们的经济如不快速发展，有何实力应对它们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了。过去不讲计划生育，人口激增，农村更是重灾区，现在仍是人口最主要的增长点。若想中国经济从整体上强大起来，要么农民大量工业化，城市化，大家一起在工业化进程中富起来，要么就只能拉大城乡差距，农民穷就穷吧，只要城市足够富裕就可以了。后者长期看来实不足取，那样搞不好会出大事（这里点到为止，呵呵）。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或者工农业收入差距）又是一根线的两只蚂蚱，如前所述没有一定的城乡差距，农民的迁移就动力不足（总不能赶着农民进城吧），这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一定的收入差距可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差距太大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好吧，就看咱走钢丝的技术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牺牲了至少两代人（建国时二三十岁的人和文革结束时二三十岁的人）的利益，无奈的是恐怕还要再牺牲很多人的利益，但这次的牺牲带有一定的不公平性。愿中国经济真有傲视群雄的那一天，不辜负这些牺牲利益的人们。

巨大成就与10亿中国农民的无私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质上就是由农民补贴国有企业。如果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种人为的收入转移还可以勉力维系的话，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则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否则“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忘了农民就是忘了本。

胡温新政对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必要性予以了高度肯定，并在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调整以落实农民的经济利益。这必然会影响到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维持出口价格优势的制造业，而其利益集团必然又会找到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的代言人来影响这一进程。如何在发展和平等间找到最优的组合，这场政策纷争还远没有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而仅仅只是开始的结束！

而背井离乡的农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回家吧”。

如果有一天，利益集团圈地运动所造成的耕地流失的问题严重到农民想回家却无家可回的话，这个社会就需要一场风暴了。

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伟大的民族复兴，请关心农民。